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。全中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，“梧州儿童救亡工作团”（简称“儿工团”）就是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组织起来的。我的胞兄卢才甫当时是“儿工团”副团长，他带动梧州广大团友开展各项宣传，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为解放事业继续奋斗，他对我们一家兄弟姐妹的良好影响颇为深远。

民族危难之际成立“儿工团”

1939年6月，我跟随卢才甫在梧州参加了“儿工团”的成立大会，光荣地成为“儿工团”的成员，那时我年仅10岁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“儿工团”是广西学生军里的共产党人组织建立起来的一个团体。

梧州“儿工团”成立后，在卢才甫和指导员们的指导下，组织工作和救亡宣传工作力度大大加强。团长和指导员们带领团友们，在梧州市和周边农村开展宣传活动，广泛发展“儿工团”成员，当时梧州及苍梧县的“儿工团”成员发展到16000多人。

这期间，我跟随卢才甫以及“儿工团”，到梧州的中山公园、城中镇、城南镇、城北镇、城东镇、三云村、新民村、大窝村、扶典乡等地，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，也先后到藤县、岑溪、玉林、武林、大安等地进行宣传。

团友们紧紧围绕抗日救亡的内容开展宣传，经常演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全国总动员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等救亡歌曲，演出当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。我们无论是唱歌、演剧、讲故事或演讲，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，这对带动群众积极参加救亡起了很大作用。

团结资助困难家庭儿童

“儿工团”的领导和广大团员为了抗日救亡，大家互相勉励，充分发扬不怕艰苦、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，群策群力，自筹经费，寻找活动场所、资助困难团员等。

团友们最初是借用梧州救亡话剧社的场地进行活动。有段时间，活动场所不够，卢才甫就主动将自己家里的客厅用作“儿工团”的活动场所；如果下乡，则借用当地乡镇公所或学校场地来开展活动。

演出要有灯光、服装、化妆品等道具，所有这些物资都是团友们自发捐款购买或捐赠的。在这方面，卢才甫起了模范带头作用。卢才甫的父亲是商人，生活较为宽裕，因此卢才甫把自己当教师的工资的绝大部分供团里使用，还常把家里的木柜、桌椅等家具什物捐给团里。

但是，多数“儿工团”团友的生活还是很艰苦，因为他们都来自贫困家庭，家里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，因此不少团友的衣食住宿都成了问题。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，个别团友的衣服破烂到无法再补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卢才甫曾多次买衣服、鞋子给团友们穿。团友有病，他又主动为他们支付医药费。自己的工资不够用了，还要家里支持。他对团友们关怀备至，但自己却生活得艰苦朴素，谁也看不出他出身富裕家庭。有一次，他把一套半新的中山装送给年龄相仿的团友，自己却穿旧衣服。由于他生活朴素、平易近人，大家都乐意接近他和服从他的指挥，对他十分敬爱。

“儿工团”的团友来自四面八方，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，性情不同，年龄差距较大，有的七八岁，有的十五六岁。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和铁一般的纪律，就可能会出现大欺小、强凌弱、男欺女、争吵、打架、偷窃等现象。因此，“儿工团”的领导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，经常向团友进行宣传教育：为了打败日本鬼子，为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，大家必须团结奋斗，集中力量搞好抗日救亡工作。要为国家出力，不要做危害国家、损害集体利益的坏家伙。每次到各乡镇、村庄演出前，卢才甫都反复强调，不要贪小便宜，不得拿取别人的东西；借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交还；东西损坏了要报告团里的指导员，以便赔偿别人的损失；离开时要打扫卫生……这实际上是把党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灵活运用、贯彻到“儿工团”日常工作中去。在我的记忆里，“儿工团”成员一直都十分团结友爱和遵守纪律。

联络团友秘密为党工作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“儿工团”解散，但是卢才甫仍与不少团友保持着密切联系。那时他在圣心小学任教师，每天十分忙碌，经常有人到家里来找他。

约在1946年底，卢才甫突然失踪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被国民党特务跟踪，他察觉后机警地转移了。此后卢才甫曾匆匆出现过一次，他先到了团友周玉卿家进行乔装，然后到团友唐定中家，又从唐家离开，从而摆脱特务跟踪。离开梧州后，他先后到过广东的肇庆、恩平等地，在东江游击区工作。1948年，卢才甫返回梧州，带了两名“儿工团”成员梁碧华、陈桂珍到恩平游击区当教师，从中协助游击队工作。

1947年，我在肇庆包烟厂当工人。当时卢才甫已改名为卢觉，他和一些战友常常在我的住处密谈，但是我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他是借用我的住处作为秘密联络地点，开展地下工作。我有时看到他拿着一个小木箱进出，里面装的都是革命传单。

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父母就曾劝说卢才甫弃学经商并早日结婚。当时，卢家比较富裕，卢才甫不愁吃不愁穿，但他对父母的劝说一再婉拒，反而劝说父母，国难当头要以抗日救亡为重，要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。他说过：“如果做了亡国奴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！”父母在他的影响下，也积极支持抗日救亡工作，既没有逼他经商，也没有逼他早婚，反而在财力、物力上支持他的活动。

解放后，卢才甫曾对我说过，他16岁就接近了党组织，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，以解放全中国为自己的使命，一直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，从1946年开始便在东江一带开展地下工作。

1949年，卢才甫编入解放军部队，先后到过南京、北京、广州等地工作；1953年才成家，他转业前已经是大尉。他经常写信给家里的兄弟姐妹，鼓励大家积极学习，认真工作，争取进步。在他的良好影响下，我们兄弟姐妹中有４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