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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才甫与梧州“儿工团”

作者: 卢雪英    日期: 2016-3-31    来源: 梧州政协网

 

1937年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。全中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,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,“梧州儿童救亡工作团”(简称“儿工团”)就是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组织起来的。我的胞兄卢才甫当时是“儿工团”副团长,他带动梧州广大团友开展各项宣传,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。抗战胜利后,他又为解放事业继续奋斗,他对我们一家兄弟姐妹的良好影响颇为深远。

民族危难之际成立“儿工团”

1939年6月,我跟随卢才甫在梧州参加了“儿工团”的成立大会,光荣地成为“儿工团”的成员,那时我年仅10岁。后来,我才知道,“儿工团”是广西学生军里的共产党人组织建立起来的一个团体。

梧州“儿工团”成立后,在卢才甫和指导员们的指导下,组织工作和救亡宣传工作力度大大加强。团长和指导员们带领团友们,在梧州市和周边农村开展宣传活动,广泛发展“儿工团”成员,当时梧州及苍梧县的“儿工团”成员发展到16000多人。

这期间,我跟随卢才甫以及“儿工团”,到梧州的中山公园、城中镇、城南镇、城北镇、城东镇、三云村、新民村、大窝村、扶典乡等地,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,也先后到藤县、岑溪、玉林、武林、大安等地进行宣传。

团友们紧紧围绕抗日救亡的内容开展宣传,经常演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全国总动员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等救亡歌曲,演出当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。我们无论是唱歌、演剧、讲故事或演讲,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,这对带动群众积极参加救亡起了很大作用。

团结资助困难家庭儿童

“儿工团”的领导和广大团员为了抗日救亡,大家互相勉励,充分发扬不怕艰苦、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,群策群力,自筹经费,寻找活动场所、资助困难团员等。

团友们最初是借用梧州救亡话剧社的场地进行活动。有段时间,活动场所不够,卢才甫就主动将自己家里的客厅用作“儿工团”的活动场所;如果下乡,则借用当地乡镇公所或学校场地来开展活动。

演出要有灯光、服装、化妆品等道具,所有这些物资都是团友们自发捐款购买或捐赠的。在这方面,卢才甫起了模范带头作用。卢才甫的父亲是商人,生活较为宽裕,因此卢才甫把自己当教师的工资的绝大部分供团里使用,还常把家里的木柜、桌椅等家具什物捐给团里。

但是,多数“儿工团”团友的生活还是很艰苦,因为他们都来自贫困家庭,家里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,因此不少团友的衣食住宿都成了问题。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,个别团友的衣服破烂到无法再补。看到这样的情形,卢才甫曾多次买衣服、鞋子给团友们穿。团友有病,他又主动为他们支付医药费。自己的工资不够用了,还要家里支持。他对团友们关怀备至,但自己却生活得艰苦朴素,谁也看不出他出身富裕家庭。有一次,他把一套半新的中山装送给年龄相仿的团友,自己却穿旧衣服。由于他生活朴素、平易近人,大家都乐意接近他和服从他的指挥,对他十分敬爱。

“儿工团”的团友来自四面八方,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,性情不同,年龄差距较大,有的七八岁,有的十五六岁。大家聚集在一起,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和铁一般的纪律,就可能会出现大欺小、强凌弱、男欺女、争吵、打架、偷窃等现象。因此,“儿工团”的领导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,经常向团友进行宣传教育:为了打败日本鬼子,为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,大家必须团结奋斗,集中力量搞好抗日救亡工作。要为国家出力,不要做危害国家、损害集体利益的坏家伙。每次到各乡镇、村庄演出前,卢才甫都反复强调,不要贪小便宜,不得拿取别人的东西;借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交还;东西损坏了要报告团里的指导员,以便赔偿别人的损失;离开时要打扫卫生……这实际上是把党的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灵活运用、贯彻到“儿工团”日常工作中去。在我的记忆里,“儿工团”成员一直都十分团结友爱和遵守纪律。

联络团友秘密为党工作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“儿工团”解散,但是卢才甫仍与不少团友保持着密切联系。那时他在圣心小学任教师,每天十分忙碌,经常有人到家里来找他。

约在1946年底,卢才甫突然失踪了,后来我才知道,他被国民党特务跟踪,他察觉后机警地转移了。此后卢才甫曾匆匆出现过一次,他先到了团友周玉卿家进行乔装,然后到团友唐定中家,又从唐家离开,从而摆脱特务跟踪。离开梧州后,他先后到过广东的肇庆、恩平等地,在东江游击区工作。1948年,卢才甫返回梧州,带了两名“儿工团”成员梁碧华、陈桂珍到恩平游击区当教师,从中协助游击队工作。

1947年,我在肇庆包烟厂当工人。当时卢才甫已改名为卢觉,他和一些战友常常在我的住处密谈,但是我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。后来,我才知道他是借用我的住处作为秘密联络地点,开展地下工作。我有时看到他拿着一个小木箱进出,里面装的都是革命传单。

早在抗日战争时期,父母就曾劝说卢才甫弃学经商并早日结婚。当时,卢家比较富裕,卢才甫不愁吃不愁穿,但他对父母的劝说一再婉拒,反而劝说父母,国难当头要以抗日救亡为重,要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”。他说过:“如果做了亡国奴,就什么都没有了!”父母在他的影响下,也积极支持抗日救亡工作,既没有逼他经商,也没有逼他早婚,反而在财力、物力上支持他的活动。

解放后,卢才甫曾对我说过,他16岁就接近了党组织,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,以解放全中国为自己的使命,一直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,从1946年开始便在东江一带开展地下工作。

1949年,卢才甫编入解放军部队,先后到过南京、北京、广州等地工作;1953年才成家,他转业前已经是大尉。他经常写信给家里的兄弟姐妹,鼓励大家积极学习,认真工作,争取进步。在他的良好影响下,我们兄弟姐妹中有4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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