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 舟
关德兴是一个传奇。
作为老一辈粤剧艺人，他的传奇，以及传奇中许多有趣的细节，今天即使你“脑洞大开”，亦难以想象得到。
尤其吸引人的是，有一段湮没70年之久的关德兴传奇，并未发生在他的居住地香港，亦没有发生在他经常活动的广州等广东各地，却是发生在梧州，发生在桂林，发生在广西！
那么，且容笔者一一细数关德兴的广西传奇。
“关德兴是谁？”
以往，笔者偶尔与一些粤剧界朋友提及关德兴，多半人的反应是“一头雾水”地问:“关德兴是谁？”
即使在戏剧界，知道关德兴一二的人，亦无非说他是粤剧老前辈，演艺了得，武功厉害，有“生武松”之称罢了。
关德兴，1906年生于广州，家境贫寒。13岁学戏，先后拜师小生新北、靓元亨。其中,靓元亨为当时粤剧界最为著名的“正印小武”,对关德兴影响最为重要。
初时，关德兴在省港澳巨型班“祝华年”跑龙套，该班有一位大老倌最红,名为靓就。关德兴极力模仿他,一招一式都学得惟妙惟肖，遂自改艺名为“新靓就”。22岁,关德兴自行组班四处演出，一度去往越南,大受欢迎。因其为人正直,洁身自爱，一位越南华侨有感而发,撰联：“无时下伶人积习，有洁身自爱美德”,赠与关德兴。
1932年，关德兴26岁,赴美国三藩市演出，历时两年。其时,有声电影兴起,关德兴在演戏之余,还涉足电影,其时所拍影片甚多,尤以演“黄飞鸿”为最,共拍了77部《黄飞鸿》系列电影,被列入“健力士”(香港译法,内地译为“吉尼斯”)世界纪录，被誉为全球最长的系列电影。
1937年，抗战爆发,关德兴在香港带头举行“献机义演”,出钱出力。1937年底,他再次远赴美国义演，为期两年,筹得款项30余万美元,全部捐献给中国用于购买战机(注:当时一架战机价值12000美元),以此支持抗战。国民党当局对其大加赞赏,赠之锦旗,上书“爱国艺人”。香港“中国妇女救国会”会长何香凝亦赠关德兴精美纸扇一把，题词“爱国艺人,涓滴归公”。
当时，整个粤剧行,享有“爱国艺人”崇高称号者,仅关德兴一人。抗战期间,关德兴所有演出均为义演,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阶段。
关德兴不仅是当时演艺圈的名人,而且在国际上亦颇具知名度。可惜的是,史书只记下关德兴抗战期间在美国以及香港、广东的义演事迹片段,对其在广西的义演义举的记载,则几乎空白。
以下,是为“补白”。
“谁对俺们最好?只有关大哥!”
1941年12月,香港沦陷，关德兴不愿在日寇铁蹄下苟且偷生，偕妻逃往广州湾（今湛江），然后辗转到三埠，在新昌遇上了在中国戏院演出的胜利年剧团,该班班主、台柱为男花旦袁是我。关德兴应邀加入胜利年剧团，并随剧团前往台山演出，接着又到赤坎、鹤城、沙坪、肇庆、都城一带演出。
1942年夏,胜利年剧团进入广西，首先在梧州南华天台献演。
胜利年剧团在梧州的演出比较特殊,每次演出都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演出的主要演员除了袁是我，还有文武生余虎臣，武生李少林，花旦陈醒依、倚罗香等，而关德兴其时并不露面。
原来，关德兴加入胜利年剧团后，由于每次登台都是义演，剧团的正常收入因而受到影响，故而每当剧团到一个新地点演出时，他总是迟到几天，就算到了也不声张，让剧团自演自收。等到观众减少、上座率下降之时，剧团就打出关德兴大名,将其应邀加入剧团举行义演的广告四处张贴,顿时，戏院上座率迅猛回升。此为胜利年剧团第二阶段的演出。
这是一个相得益彰的做法，既保证了剧团艺人的基本收入，又实现了关德兴通过义演筹款，为抗日救亡出力的崇高愿望。
所以，当胜利年剧团初在梧州演出时，关德兴尚在肇庆停留。大约一个月之后，关德兴到达梧州，他首先拜会时任梧州警察局局长卢英龙、伤兵医院负责人胡能定等。当这两位地方大员得知关德兴的演出宗旨后，大为感动，遂鼎力相助。例如,卢英龙指挥手下及有关方面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关德兴的演出主张，号召市民慷慨解囊，高价购票，与爱国艺人一道出钱出力，共膺抗日救亡之重任。又如,胡能定为保证义演顺利进行，特派大批伤兵前往戏院维护秩序。
当时驻扎梧州的伤兵自恃有战功,在街市上动不动就掏子弹、晃手雷,强买强卖,胡作非为,看“霸王戏”更是家常便饭。但对于关德兴的演出,他们却是罕见的“军纪严明”,不但不捣乱，不看“霸王戏”,而且还遵守胡能定的命令,尽力协助戏院“维稳”。
这其中的原因,除了关德兴的高尚品格之外,还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义演之前，必先采买大批药品,第一时间送给当地的驻军和伤兵医院，以示对伤兵的关怀和慰问。义演之后,更是不断地把演出收入捐献出来。
话说伤兵们其实是很可怜的。他们从战场上下来,转入地方,处于“爹不亲、娘不爱”的境地,吃得不好,治得也不好,一肚子怨气。于是,伤兵们便时常三五成群地上街闹事,如用子弹换香烟，吃饭不给钱,还掏手雷恐吓店铺老板。有时候事情闹得过了头,“兵王”(宪兵)便把领头闹事的伤兵抓出来,当街射杀,毫不留情。在大华戏院(今居仁路),就曾有伤兵误占“兵王”的座位,被“兵王”押到台口,当着全场观众的面枪毙。
故而,当关德兴像亲人一样看望、帮助伤兵们,实实在在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时,伤兵们就被感化了,“投之以桃,报之以李”,待关德兴如兄长。所以,常有操着北方口音的伤兵，在戏院维持秩序时喊叫:“谁对俺们最好?只有关大哥!”
在山城梧州,由经常“为非作歹”的伤兵出面维持戏院秩序,可谓奇观，市民常常不敢相信这活生生的一幕。而戏院的“守闸”(守门员)历来视伤兵为“天敌”,现在竟携手合作、配合默契,可谓空前绝后。
而这一切,均是关德兴高风亮节之感召力使然。
关德兴的义演款项,除了捐给驻军、伤兵医院外,还多次赠予警察局、红十字会留医院、商会、水灾筹赈委员会、学校、乞丐收容所等单位。
“你们去打!不够打，告诉我，我去打！”
关德兴在台上演的都是英雄义士,在台下亦是一位热血沸腾的好汉，对恶势力从不低头,绝不让步。
初到梧州时，有艺人向他诉苦，说经常遭到当地“恶爷”（地痞恶霸）欺负，但又不敢顶撞反抗。关德兴火冒三丈，大声对那些艺人说：“去打，你们去跟他们打！他们有铁尺，你们也要有铁尺。伤了，我给你们药，给你们治；不够打，告诉我，我去打！”当时梧州的那些“恶爷”,知道关德兴举行义演深得民心，更知其武功非凡，闻此风声，遂收敛恶行,不敢造次。
关德兴还教导艺人们，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才能不受欺负。后来，他看到梧州粤剧非常活跃,同时发现还有不少无依无靠的艺人流离失所，便说：“梧州有这么多戏班，这么多艺人，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公会呢？”
所谓公会,是指粤剧艺人的行会组织“八和会馆”。
光绪十八年(1889年),八和会馆成立于广州,取“八方和合,同结一心”之意。根据戏班的不同行当,会馆设立八个分堂，供各行当艺人交流及住宿,如小生属兆和堂,二花面属庆和堂,花旦属福和堂。其余如新和堂、永和堂、德和堂、慎和堂、普和堂,则分属丑角、武生、武打演员、接戏人以及乐手。
关德兴的提议，立即得到了艺人们的热烈响应。于是，在南华天台戏院,关德兴主持召开了粤剧艺人大会,宣布成立梧州八和粤剧协进会，即八和会馆。会馆宗旨是：抗日救亡，团结流散艺人；改革粤剧，复兴粤剧。
大会结束后，随即为筹募八和会馆基金暨为红十字会留医院筹款而举行义演。义演的剧目很多,其中之一是关德兴的首本戏《水淹七军》。
演出盛况空前。
当时梧州的各个戏班全部加盟,除《水淹七军》的关公是由关德兴独自饰演外，其余剧目所有角色的饰演者均来自各个戏班，艺人们你演一段我演一段，争着出台。“棚面”(乐队)一方更热闹，很多坐不上席位的乐手，只要能为义演打上一声响锣,也是倍感荣幸。
据说,这次名为“筹募八和会馆基金暨为红十字会留医院筹款”的义演,艺人数百,场面浩大,前所未有。
广西八和会馆的第一任会长是关德兴。其后,马师曾、薛觉先在梧州演出期间,亦曾先后出任会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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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抗日救亡出力，自己苦点，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当时，关德兴义演救亡的影响十分深远，传遍了两广地区。为此，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委托关德兴，在梧州组建一个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剧团，名为“广东省动员委员会戏剧宣传团”（亦称“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”），同时,任命关德兴为该团团长，上校级别(一说为“少将参议”)。
接受委任后，关德兴即着手建团。团员有来自香港和广州的高飞凤、马少英、马月琼、张远声、李伯秋、陈发，还有来自胜利年剧团以及梧州其他戏班的李少林、锦云天、锦毛鼠、张锡福、袁志光、蒋慧珠、李少卓。这些艺人都是关德兴严格挑选,并尽力争取到的。
例如,武生李少林深知在宣传团工作很艰苦，初时并不愿加入,关德兴苦口婆心地对他说：“作为艺人，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们应该负起责任。组建宣传团义演，就是救亡。如果我们只顾自己，那我们的民族感和爱国心都在哪里呢？难道甘愿眼看着国破家亡，去做亡国奴？虽然，在宣传团的生活很清苦，但我们是为抗日救亡出力，自己苦点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一席话，终于打动了李少林。
又如,有一次，关德兴到大南戏院看凤凰剧团演出的《花木兰》，以便物色演员。在该剧扮演大令官的锦毛鼠（刘天锦）临时加插了一段抗日“白榄”(类似快板),观众反响热烈,全段如下:
“东方甲乙木，日本心太毒，残害我中华，搞到一镬粥；南方丙丁火，日本真太过，同胞齐奋起，抵制日本货；中华戊巳土，日本无人道，侵略我中华，搞到乱糟糟；北方壬癸水，日本攞嚟衰，只要我齐心，打到日本退！”
这段“白榄”虽然与剧情无关，却反映出锦毛鼠强烈的爱国情怀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,关德兴寻找的正是这种具有凛然正气的艺人。于是,他设法把锦毛鼠抽到宣传团。
没多久，一个精英云集的三十余人的宣传团宣告成立。而此时关德兴的私人戏箱也从香港托运过来。成立之初,宣传团一边排戏一边义演,剧目有:《千里送嫂》《吕布》《平贵别窖》《水淹七军》《戚继光》《岳飞》《华容道》《武松杀嫂》《神鞭侠》《大侠甘凤池》等，大都是关德兴的首本戏。
在时装(现代)粤剧《神鞭侠》中，关德兴手挥长鞭，将两米外的蜡烛火打灭而蜡烛不倒，使神鞭侠这个人物形神兼备，跃然台上；在《大侠甘凤池》《岳飞》《关公送嫂》等戏中，为表现主人公高超的武艺，关德兴将一把极少人拉得动的强弓，以优美而充满力度的姿势缓缓拉满,令观众惊叹不已。
“关德兴在台上，就好像一座山那样。”
关德兴不仅有深厚的硬派武功，而且还有洒脱的做功及洪亮的唱念。他身材高大魁梧，在台上威风八面，用当时观众的话来形容：“关德兴在台上，就好像一座山那样。”
在《武松杀嫂》中，他出场念完一段英雄白，接着用官话(类似京剧发音)念：“某，武——松——！”如雷贯耳，一时喝彩声、掌声经久不息，关德兴因而获得“生武松”之称。
在此值得一提的是，关德兴所演的戏，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其内容多是宣扬侠义或忠烈的，凡与抗战无关,且又不能鼓舞人心、激发斗志的戏,他一概不演。再者，关德兴历来主张改革粤剧，所以他演戏绝少用“官话”，除非特殊情况，不讲“官话”不足以表现主人公的精神面貌时，才念上一两句，如上文提到的《武松杀嫂》。
宣传团在梧州演出十余日后，因南宁红十字会会长陈寿南频频催请，宣传团遂以身材高大的武生袁志光领头,撑着一面写有“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粤剧宣传团”字样的大旗，离开梧州，乘船直上南宁。出发之前，宣传团发给每位团员灰色、蓝色制服（中山装）各一套，并各发蓝底银字团徽一枚。每逢转场及到一个新地点时，团员们必穿上制服，配戴团徽，加上他们有着如同军队般严明的纪律，故整个宣传团格外引人注目。
宣传团在南宁义演之后，转往柳州、桂林等地义演,其时已是1943年春夏之交。
在南宁义演期间，关德兴曾将他那把演出和练功用的强弓放在戏院门口，若有人将弓拉开,便送“对号位票”10张，否则募捐一元支援抗日。南宁精武会教头徐庭波，听说很多人都对那把强弓无可奈何,很不以为然,亲自去拉，结果也只能掏出一元投进募捐箱。
其实，拉那把弓是要讲究方法的，不然纵有千斤蛮力也无济于事。拉弓前，须扎前弓步，拉时逐渐改扎后弓步，双手胸部齐发力，这样才有可能开弓。在宣传团，能将强弓拉开者除关德兴外，还有李少林、陈发、何奎武（即锦云天）。
在柳州义演期间，同在一城的“万能泰斗”薛觉先前往拜访，关德兴拒不相见。他粗暴地对前来通传的李少林吼道：“不见他，你说我尚未起床！”李少林忙说：“可五哥（即薛觉先）已知你在练功。”
“那你对他说，我不得闲！” 关德兴说。
关德兴如此厌恶薛觉先，是因为薛觉先曾在沦陷后的香港演过戏。其实,薛觉先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后来他也从广州湾逃进了内地。关德兴不解薛觉先苦衷，以致粗暴相待。
当久候门外的薛觉先听说关德兴“不得闲”时，非常难过，泪水欲滴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,然后垂着头默默离去。
“你给我带来了好运!”
在桂林义演期间，有一天,关德兴和李少林在街上闲逛，迎面来了一个美国兵，他一见关德兴就不停地打量。关德兴友好地对他笑了笑，美国兵也笑，又指着关德兴叽哩咕噜地说个不停。关德兴、李少林听不懂，急忙请来一个叫陈超的记者帮翻译。
原来，这位美国兵是“盟军P 14飞虎队”(应为“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”)的飞行员，原在美国开服装店。当天他认出关德兴身上穿的西装正是他开的服装店制作的，故而很惊讶，也很高兴。在陈超翻译下，关德兴与那位美国飞行员谈得很投机，结为好友。
一天，美国飞行员请关德兴、李少林、陈超三人到咖啡厅聊天,刚坐下不久，飞行员就接到作战信号，他立刻带上关德兴等人,驾车赶回机场(秧塘机场)，迅速驾机上天。在山洞指挥部的雷达显示屏上,关德兴等人看到一架日机被击落了，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,这就是被那位美国飞行员打下的。
空战结束后，人们纷纷涌向机场，去祝贺那位美国飞行员。但美国飞行员却拨开众人，径直奔向关德兴,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感谢，连说:“你给我带来了好运!”当时，击落一架日机是可以获得一笔丰厚奖金的。
美国飞行员很高兴，除了请关德兴等人吃饭外，还包了宣传团晚上的演出。在正式演出前，美国飞行员特地请人编了出戏，亲自参加演出。
这出戏很短，说的是一架盟军飞机被击落，飞行员受伤跳伞,当地农民冒着被日军报复的危险,救起美国飞行员,精心治疗。然后,农民们历尽艰难,冲破日军封锁线,将飞行员送回飞虎队基地。
这戏并非虚构,而是根据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例改编的，美国飞行员就饰演那个受伤的美国飞行员。
当时,关德兴与美国飞行员的“奇遇”很是轰动,被传为佳话。
1943年秋，关德兴率宣传团离开广西,前往广东,继续在曲江、韶关、英德、清远、四会、肇庆一带义演。
“谂唔到，仲有人记得……”
关德兴在广西的传奇故事,大致如此。他的爱国义举,在同行之中,无人可比。
倘若这篇文章,能引起有关专家和学者,对粤剧、对“飞虎队”在抗战期间这么一段“秘史”的兴趣,则笔者于愿足矣。
何为“秘史”?有三。
“秘史”一，关德兴为抗战义演，粤剧史上记载甚少，而且对其在广西义演经历的记录近乎空白。笔者以为，粤剧与其他戏曲相比，更具革命性：160年前，有李文茂率红船子弟揭竿而起，投身太平天国运动；100年前，有黄鲁逸等革命志士组成志士班，高台教化，宣传革命；70多年前，则有关德兴等热血艺人满怀激情，义演救亡。
笔者以为，关德兴之影响，并不逊于李文茂、黄鲁逸等粤剧前辈。笔者更是断定，民国以来，就革命贡献而言，粤剧界无人可与关德兴相比。
“秘史”二，八和会馆是粤剧作为“非物质文化”的一个载体，现在广州恩宁路有八和会馆旧址，如今的香港还有以著名艺人汪明荃为主席的八和会馆。而在7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广州、香港的八和会馆相继瘫痪之后，在广西梧州，八和会馆却得以重建，并且恢复活动，让众多因战乱涌入梧州的戏班和艺人，找到“组织”，找到家。更重要的是，它重新定义会馆宗旨为“抗日救亡，团结流散艺人；改革粤剧，复兴粤剧”，并以此感召艺人，激励艺人，共赴国难。
梧州之八和会馆，在当时意义非凡，乃是整个粤剧界的八和会馆。促使它成立，并且发挥巨大作用的，是爱国艺人关德兴。
历史不应遗忘，抗战期间，八和会馆仍坚守在抗战大后方之广西，坚守在三江水汇之梧州，坚守在与广州大新公司天台游乐场相似之梧州南华天台戏院。
“秘史”三，关德兴与美国飞行员在桂林的邂逅，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意义。这么一段有趣的史实，若非披露于此，大概真的就被湮没了。其中，有几个细节值得“飞虎队”研究者注意。
首先，“盟军P14飞虎队”这个提法，不是笔者随意写的。28年前，笔者在广州与事件亲历者、老艺人李少林长谈时，曾反复确认这个名称，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笔者，那位美国飞行员就是属于“盟军P14飞虎队”的。然而，笔者写这篇文章时，却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,都找不到“盟军P14飞虎队”这个名称的确切来源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1941年8月，蒋介石发布命令，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。该大队以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机首的战机闻名天下，绰号“飞虎队”。1942年7月，美国志愿大队奉美国陆军部及蒋介石命令解散,改组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。1943年3月，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，下属的第23战斗机大队和第308轰炸机中队,驻扎在桂林。1944年9月，美国第14航空队撤离桂林。
尽管飞虎队成立仅一年就解散了，但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,对外仍以“飞虎队”称呼其后的航空部队。
写以上一段文字,笔者的目的是“揭秘”三点:
“揭秘”一:在1943年的桂林,“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”，人们通俗的称法是“飞虎队”。而其时应该还有一种“高大上”的叫法,乃“盟军P14飞虎队”,至少美军自己并非简单地以“飞虎队”自称。
“揭秘”二,“盟军P14飞虎队”之“P”应是战斗机的代号。当时,美军使用的战斗机型号为:Hawk-81A2,简称:P-40 (实则有P-40c、P-40E、P-40B等机型)，轰炸机型号为B-29。
“P14”大概有两层意思,一是战斗机,二是第14航空大队。“P14”是缩写或简称,即第14航空大队(飞虎队)战斗机大队。
“揭秘”三,关德兴、李少林见证美军飞行员击落日军飞机那天,准确日期应是1943年8月20日。根据网上搜索资料显示, 1997版《桂林市志》记载：是日,“日机49架侵入南郊上空，被中国军队击伤多架。”现在看来,除了“击伤多架”之外,至少还曾击落一架。击落者,正是关德兴新结识的那位美国飞行员。
行文至此,关德兴的广西传奇可告一段落。再要“补白”的,则是发生在26年前一则轶事。
其时,大约在1990年,笔者曾写过一篇关德兴题材的文章,题为《爱国艺人关德兴与广东戏剧宣传团在广西散记》。梧州一位梁姓老艺人，在去香港拜见他的师父关德兴时,将这篇文章当作见面礼,呈送给他。
当时,关德兴已84岁高龄,读后非常感慨,喃喃地说:“系噉啦，系噉啦，就系噉啦!(是这样,是这样,就是这样了)”
然后,老人家又自言自语地说:“谂唔到,真系谂唔到,仲有人记得……(想不到,真是想不到,还有人记得……)”
1996年春，关德兴病重。弥留之际,他说：“我一生做人处事，但求问心无愧，应该做的，就尽力而为。自问我一生之中，最有意义的事是抗日救亡，身为炎黄子孙，绝不可以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。生命多姿多彩，自问不枉此生。”
同年6月，一代爱国艺人关德兴与世长辞，享年91岁。
